一个传奇高僧，刚出铁岭，又到辽阳
函可，清代第一宗文字狱受害者，有清一朝流放东北第一人，去过辽阳，来过铁岭。当南辽（阳）北铁（铁）文化历史研讨会确定由我大会发言介绍函可，如何从南辽北铁两个点来论述？
难！
然而透过纷杂且有限的历史，终于从三个方面理出头绪。不由得给自己点赞，不容易啊。
函可，字祖心，号剩人，世居广东博罗。函可年少好学，16岁时便成为当时有名的诸生。崇祯十二年，皈依佛门，法名函可，为曹洞宗三十四传，道独第二法嗣。顺治元年，他以请藏入南京，期间亲眼目睹了明朝“天崩地解”之变，于是写下《再变纪》一书。不料，顺治四年出南京城时，却因此书被捕，被押解北京，最终遣戍沈阳焚修于慈恩寺，成为“清代第一宗文字狱”受害者，有清一朝流放东北第一人。
可是，这位僧人却以诗人般的情怀、出世者的虔诚、交游家的履历，让辽阳、铁岭这两座刚刚从明清战争中苏醒出来的城市，再一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下面从“诗文上：结社与结集；弘法上：慈清与慈航；交游上：龙山与千山”这一个方面介绍。
诗文
—结社与结集—
当年多尔衮率清军入关，曾做出一个堪称大手笔的决断：尽族西迁，即将东北尤其是辽沈范围内的居民，悉数迁往京畿地区，史称“从龙入关”。
按照估算，东北原有居民不足百万，随清廷迁居者却高达90万。“荒城废堡，败瓦颓垣，沃野千里，有土无人”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东北向关内大移民。作为留都重镇的沈阳，当时住户也仅有千家左右。函可流放地为慈恩寺，位于沈阳德盛门（大南门）之外三华里。
如此艰苦的背景下，函可闪亮登场并演绎出他非凡的人生。那个时候，因各种罪名流放到东北的流人日渐增多，比如紧随函可之后举家流放铁岭的左懋泰。虽然函可与他们素昧平生，但是通过频繁的诗文酬唱，开始了生命与生命的直接追问，期间与函可交往频繁的有左懋泰、郝浴、李呈祥、季开生、丁彭等。
顺治七年，函可借给好友左懋泰过过日之机，邀集辽沈地区的“流民遗老”集会，成立关东第一个文人结诗组织——冰天社社。七日后，这些人又集会为函可过生日。两此举会，得诗八十六首，函可为之作序。
函可不仅是结社的盟主，更是这些流人的精神支柱。函可在诗社的序语中，明确表达“结社铭志”的宗旨就是“尽东西南北之冰魂，洒古往今来之热血。……聊借雪窖之余生，用续东林之胜事”。
有关东林旧事，大家都很清楚。函可与他的诗友们，将以其“余生”，家事，国事，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冰雪之中，血性不泯；因厄之时，求索不止；高压之下，斗志不败！而且还要“裂裾欲续西征记，破帽长歌正气篇”。值得关意的是，诗社成员中，排名第三的“千山僧涌狂”为辽阳人，丁仙也基本确定为辽阳人。
此时的辽东大地，家园多半摧残，文化濒临断层，正是因为函可首倡结社，才于南辽北铁之间燃起文化火种，并逐渐厚实起两地的文化底蕴。函可生前，《千山诗集》未曾刊刻，仅以各种手抄本的形式流通。康熙四十二年()，岭南弟子今羞、今何等僧众，依据“自沈阳传入岭南，历今四十余年”的原稿，编纂《千山诗集》。
为何称作《千山诗集》，这大概与函可的别号有关。函可自称“罪秃”，是他对清朝政府的抗议和嘲弄；他自称“磕萨（废物）”，既为自嘲，也为嘲世。而“千山剩人”的别号用得最长、叫得最响。自称“剩人”，因为他是亡明之遗民，另外“举家数百口”遭难，剩下他孤身一人。千山胜境，让函可聊以自慰，“五年中，十上千山”，后来干脆搬到了千山，并在那里潜心修行，死后又葬在千山璎珞峰下。
函可“奉旨焚修”，却未完全遁入空门。这期间，辽阳发生了招民开拓、建置府县的大事。他把辽阳的所见所闻，都如实地反映在诗篇中，弥补了史乘之缺。著名清史学家李治亭对《千山诗集》给予极高的评价。他指出：“《千山诗集》是函可一生的人生写照，也是清初关东文化的实录。在史乘不收之事，《千山诗集》却予以收录，从而使清初关东历史面貌清析地展现我们的面前；这是不可多得的，故《千山诗集，》亦可称为《千山史集》。即使其它史籍，包括地方志书，如《盛京通志》等，亦不能取代！”
困厄当头，不废吟咏。函可开启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流人诗社，创造了一个味道醇厚的精神世界。于是，给这片文化“沙漠”吹来缕缕春风，给这片文化“焦土”降下丝丝甘霖。从此以文化的基因关联着我们，以文化的自觉影响着我们，以文化的动能催生着我们。拭看今日东北人的豪爽、好客，讲义气、重友情，怎能排除这种文化传承上的“血缘”标识、文化提升上的精神给养
弘法
—慈清与慈航—
顺治五年，函可到达沈阳后，很快受到佛教界的尊崇，主持大和尚让他阅藏为比丘讲经。又在沈阳各大寺院监院及僧众联名请求下，开法广慈寺，主持七大寺宣讲佛法，阐述洞宗之学。
函可认为“仁”是佛与儒的共性，是人所拥有的特质。七座道场，据叶红纲老师考证，普济寺位于铁岭，永安寺、慈航寺、向阳寺位于辽阳。函可以沈阳慈恩寺为基点、往返于铁岭慈清寺、辽阳慈航寺之间，三点连缀成他的人生轨迹，定格为清代辽东佛教第一人的人生坐标。
铁岭龙首山慈清寺原为佛道合一寺庙。据崇德八年《铁岭三清观重修碑记》所载，三清观是佛道合一的寺庙，但修葺这座古刹的组织者却为僧人，由此证明三清观是以佛事为主的寺庙。铁岭龙首山慈清寺的僧人满志师父介绍说，近十年内圆寂的两位主持都属曹洞禅宗。
“生大疑，起大信”，函可极富感染力的精彩讲解，令“道俗老幼，咸生敬信”。郝浴记述当时前来聆听函可讲经的“趋之者如河鱼怒上”，函罡也说:“始以节义文章相慕重,后皆引以为法交。”至此，函可名声大噪。
《海城县志》中关于函可登山的“四天垂青抱百雉，洞宗之传又此始”之句，证明曹洞宗派再次进入千山应始于函可。因此，函可登千山也实现了他续接同宗佛学的夙愿。“曹溪法雨，谁沾世界”，山海关以东，奉其为始祖。
战争可以产生文化，比如八旗入关送去的满族文化；迁徙可以产生文化，比如流人出关带来的中土文化。同理，宗教也是“跨文化”传播的媒介。函可奔走于辽阳、铁岭之间，不仅仅使教宗在地理意义上扩展，同时也为两地带去了非常厚重的“副产品”——文化。难怪有的学者认为“不懂得佛教，就不懂得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”。
交游
—龙山与千山—
函可到过铁岭的记载有很多。撰写《千山志》的刘伟华在其《龙首山志》中记载：“函可……顺治三年丙戌坐文字狱，五年来住慈清寺。平生凡七坐道场，国主大刹。”民国二十年《铁岭县志》之《寓贤篇》又载：“函可……尝结庐于邑之龙首山，郝中山先生与之最契。”
郝中山先生即郝浴。顺治十一年（）九月被流放到盛京。顺治十五年迁居铁岭。郝浴谪居铁岭18年，潜心圣学、苦读诗书，成为精理学、通古今、功诗学、重教育的饱学之士。
函可记载与郝浴交游的诗共16首，最直接记载他们交游的是《同雪公游千顶纪事十首》，该诗作于顺治十三年。其序记述了二人游千山的经过。与郝浴同游，函可诗兴大发，连续做了十首，并在山上盘桓数日。共同的志趣，使这一俗一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铁岭的人物风情，给函可留下深刻印象，无论李成梁看花楼，还是左懋泰新建书屋，他都赋诗描绘。顺治十三年（），左懋泰去世，函可哭诉“共洒十年前代泪，独留数卷后人思。”感叹文坛失去了一位领袖，自己失去了一位知己。而函可圆寂。郝浴前往,守在函可身边,并亲自为函可料理了后事，葬于千山璎珞峰下，郝浴在《剩公》诗中怀吟道：“诸天花雨一龛在，从此千山是古堂”。康熙十二年，郝浴“自银州冒暑登山装香塔下”，以《奉天辽阳千山剩人可禅师塔碑铭》感怀。
清人丁介诗云：“南国佳人多塞北，中原名士半辽阳”，函可对东北地区，特别是辽阳情有独钟。当限制放宽，允许外出后，他首先到辽阳登千山，偿了夙愿。“一到千山便不同，山翁只合住山中。”从此他几乎形影不离千山。应当说，在千山文化中，函可的地位无人能及。
虽然遁迹空门，却心系家园，他对辽阳第一县令陈达德就盛赞有加。未说陈达德，先介绍张尚贤。张尚贤，铁岭人，顺治十年，任辽阳府知府。张尚贤在辽阳建立了全东北第一所学校，而且是大学（省级）。顺治十四年，改升奉天府府尹。那时他写下了历史上著名的《盛京形势奏疏》，深刻剖析当时东北内忧外患的形势。“河东城堡虽多，皆成荒土，独奉天、辽阳、海城三处，稍成府县之规，而辽海两处仍无城池，铁岭、抚顺，惟有流徙之人，不能耕种，又无生聚，”顺治十八年尚且如此，那么早先的形势应该更加严重。
就在张尚贤“奏疏”的前3年，陈达德来到辽阳。《辽阳州志》记载:“顺治十一年,浙江人陈达德招徕民户一百四十家,以功署辽阳县事。”
陈达德到任之时，函可就在辽阳，恰好又是老相识。函可非常推崇陈公达德事必躬亲、率众垦荒，特别是对其“量晴较雨推新政”、“尽销兵器为农具”发出了由衷的赞誉。面对土地得到开发，生活得以改善，他热情歌咏:“大荒到处应犁遍，一钵从今莫浪磋”，“却笑河阳空满县，昙花一朵现辽阳”，“云水满堂春满野，乐郊今在大关东”！
辽阳先贤、史学大家金毓黻曾经说过：“食祖先之赐，惟史不可忘也”。其实，不仅仅辽阳、铁岭文化悠久，每座城市都有每座城市丰富的地域文化，然而两地文化相比较的前提，则是文化与文化要产生冲突、整合、新生的互动关系。尽管“南辽北铁”的出处尚待学界考证，但是我个人认为，倘若两地缺失文化上的互通互补，这一称谓便早已不复存在。由是言之，我们对函可应心存感激，是他将中原文化在南辽北铁两地薪火相传,从而使两地文化得到质的嬗变，激活为一种高层次、超越本土原有文化水准的具有多民族特质、一体化特征和差异化特点的整体文化氛围。同时，函可在南辽北铁的全部活动，也为形成南辽北铁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共生、共有、共勉的有效链接，可以说，函可是有清以来，南辽北铁相融、相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奠基者。而我们，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建设者的重任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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